司法类文章:从药神案的争议焦点看司法伦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2020-08-12 14:27:52
司法类文章:从药神案的争议焦点看司法伦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文章代写司法类文章:从药神案的争议焦点看司法伦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题材映射到现实的未必是好的文艺作品,但好的文艺作品,其题材必定能映照进现实。《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一部将题材映照进现实,通过对底层小人物吃药贵、吃药难情况的深层次刻画,反映出医疗体制改革未完成前,天价进口药带给病人们的沉重负担,并将主题最终引向了一个从古至今都争论不休的尖锐问题,法到底可不可容情。
      电影为了达到艺术上的升华,必须要塑造具有戏剧性的冲突,所以电影情节的设置里,影片中主人公程勇,是一个经济情况窘迫,但却对抗慢粒白血病药物没有必然需求的角色,正是因为他自身缺乏需求,所以电影在这一角色上设置的,最初以牟利为目的走私药物、害怕东窗事发而收手、亲眼目睹其他病人的惨状、再到不为牟利主动救治病人的,这一情节上的闭环,将影片的渲染能力推及至了顶峰,从而使观众及影片中其他角色,都期望陆勇能被从宽量刑。
      但现实情节与电影架构不同,生活中“程勇”的原型陆勇,其本身就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其自身就有着吃天价药“格列卫”吃空家底的生活经历,因此在解除到印度仿制药之后,他并未选择从中牟利,而是从一开始,便以救治病友为目的,进行药物走私活动。
2014年7月21日,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沅江市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1月10日,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但在其被捕后,陆勇救治过的总计1002名慢粒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当天便对撤诉请求做出了准许裁定,并在1月29日下午,释放了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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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顾分析本案时,首先我们将目光放回到造成本案发生的争论源头上,即药品专利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来。生产影片中“格列宁”的原型公司,瑞士诺华公司早在2006年,就以专利法将印度告上法庭,但却并未胜诉。站在该公司的角度上,他们售卖的药物是“天价药”,是因为他们在药物研发阶段有大量的投入,所以他们需要对投入的回收,对专利的保护,以进行对其他新品药物的研究,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合乎情理的要求,即便国家动用《反垄断法》来对该公司提出要求,他们也可以靠着所持有的专利不予理会,更不会将正版药物进行降价。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仿制药其实并不等同于假药,仿制药是指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品,是放置其他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正规药物。制作仿制药不需要合成新型化合物,不需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研究,研究周期短,成本价格低,所以仿制药的售价才会相较于正版低出很多。
      印度方面能大批量生产仿制药物,真正原因是他们利用了WTO通过的《TRIPS协定与公众健康宣言》,通过其中“一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获取了强制专利许可,使仿制药可以大批生产。我国的医疗条件不至于低到印度的程度,所以无法通过同样的办法来申请强制专利许可,但为了切实有效地减轻民众医疗负担,除了像电影最后黑幕中所展现的那样,将正版药纳入医保外,在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还引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一样鼓励仿制药的研发,提高仿制药药效。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我们在陆勇释放之后做的一段采访中便可以窥到,陆勇在采访中提到,在自己的认识中,购买印度仿制药物也并不等同于销售假药,只是病人在选择便宜的药物而已。他这一的观点所反映出的争议就在于,仿制药是否可以判定为假药,陆勇的行为,又是否构成了贩卖假药罪。
在当时,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1)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假药论处:(1)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而即销售的(3)变质的(4)被污染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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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勇所购置的仿制药,主要涉及的就是按假药论处的第二条的问题。同时根本《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陆勇购置的印度仿制药物,并没有通过该审查,所以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以构成销售假药罪。
      即从我国严格的进口药品审查制度来看,陆勇走私得来的印度仿制药可以判断为假药。但陆勇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贩卖假药罪及如何量刑,则应分别根据2014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议通过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及刑法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来进行判断,即对陆勇是否构成犯罪事实还要司法部门通过其具体情节,即到底陆勇是在购药还是在销售来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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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该如何做出这一判定,也就带出了本案的第二个矛盾焦点,即严明公正的法律,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是否该对合乎人情的、具备道德基础的某些行为做出让步。这体现出的正是法可否容情的本质,即司法与伦理的困境。
      最终当地法院做出的判决是准许检察院撤销对陆勇的起诉,陆勇得以被释放。同时当地法院在《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提到:“纵观全案事实,呈现四个基本点:陆勇的行为源起于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寻求维持生命的药品;陆勇所帮助买药的群体是白血病患者,没有为营利而从事销售或中介等经营药品的人员;陆勇对白血病病友群体提供的帮助是无偿的;在国内市场合法的抗癌药品昂贵的情形下,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从《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提到的观点可以看出,当地法院认为陆勇的行为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的,但因为其并未借此营利,只是购买假药而不是销售假药,所以相较于其对公共秩序的微小的实际危害程度来说,白血病病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及陆勇对白血病病友体现出的人性关怀显然更为重要,因此准许对其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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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勇案辩护律师、北京尚权律所主人张青松对这一判决结果表示:“法律理所当然地是具备保护良善的功能,法律执行的是否恰当不仅仅表现为定罪量刑上的准确,更重要的是,裁判的结果是否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
      也就是说,在面对司法伦理困境的时候,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定,是建立在“司法为民”这一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上的,即刑事司法理念不可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法律并不需要让步于伦理人情,因为法律自身就应当具备应对法律伦理困境的功能,以解决人权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冲突。
      时至今日,我们回顾陆勇的案例时,不难看到,我们的法律一直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这一点在陆勇所购买药物的性质判定上,也有所体现。陆勇购买的仿制药,之所以会在当时被判断为假药,实际上还是因为其触犯了先前提到的,当时《药品管理法》中“依照该法必须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即销售的药品”以假药论处的条例,然而在2019年8月3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这一条款已被彻底删除。
      这一条款的删除,具有两个清晰明确的意义,一是新的《药品管理法》对假药的认定,将会偏向于药物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二是排除了单纯从形式上不符合审批流程的药物直接被认定为假药的情形,也就说,现如今类似陆勇这样的行为,代购的将是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合法药物,而不再是“没审批的形式上的假药”,也就不再构成销售假药罪。
      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得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必将带着社会价值观的积极导向,像张青松所说的那样,更恰到好处得彰显着惩恶扬善的效果。
      不过值得讽刺的是,电影《我不是药神》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将人物形象和各种矛盾的源头都一一讲述了个清楚,但电影自身和人物原型陆勇之间,却陷入到了与正版盗版药物一样的争端中。陆勇自身并未将自己的形象授权给电影制片方,更没有允许电影将他的人物原型,在一开始塑造成一个卖印度神油的贪财店主,与他自身从未考虑过利益的动机相悖,导致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陆勇不否认电影自身的立意是好的,可他仍觉得觉自己名誉权受到了侵犯。尽管自然人的名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陆勇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追责,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徐峥一句“那些小人物的属于我,英雄的部分属于你”打动了他,也许是他仍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在没有负面消息的条件下继续推动医疗改革,也或者是陆勇不再希望站在聚光灯下被人当成那个“神”,最终这部电影和他的故事,还是顺利上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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